中原古代王朝寻迹

 

       上古时期的“中国”，指的是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河南正处在这一区域。中原温和有利的气候环境、广袤肥沃的膏腴之地、便利通达的交通条件、加之黄河一往情深的无私哺育，使中原成为早期人类的理想栖息地、原始文化的发展中心和华夏文明最重要的发源地。在五千年绵延不绝的文明进程中，中原长期作为王者之都，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和军事中心。
　　
　　作为华夏文明最重要的策源地，中原地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发展脉络清晰，且传承有序。早在距今8000多年前，分布在嵩山周围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其社会生产以农业为主，制陶、制石、制骨等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原始宗教中的龟灵观念风行，甲骨契刻符号与后世的殷墟甲骨文似乎存在着某种联系，而以七孔骨笛为代表的原始音乐文化，更是达到了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高度，这些可能已是七声齐备的古老的下徵调音阶的骨笛，今天仍然可以吹奏出优美的旋律。
　　
　　距今约7000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是广泛分布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也是中国原始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根据苏秉琦先生的研究，在秦、晋、豫三省交界处的华山脚下，孕育了一个以玫瑰花为图腾的氏族部落，“华（花）人”名称的由来即滥觞于此。恰在此时，豫北地区濮阳西水坡的先民们创作了绝妙的蚌壳龙形图案，龙的形象与秦汉以后的龙极为相似，表明“龙的传人”早在仰韶时期就已在中原地区扎下了根基。此外，在郑州市北黄河岸边的西山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版筑城墙，表明仰韶文化时期，城已在中原地区出现。到了龙山文化时期（距今约5000至4000年），河南省境内的安阳后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新密古城寨、辉县孟庄等遗址，相继发现了龙山时期古城址，表明国家的雏形在中原地区已见端倪。其中平粮台古城平面呈正方形，边长185米。城内出土的铜渣，说明龙山文化时期铜器铸造已经出现；十几座高台建筑基址，开后世宫殿建筑之先河；路土下埋设三道陶排水管道，是城市排水设施的最早例证；砌墙用的土坯砖，不失为建筑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王城岗古城由东西两城并列而成，近年的考古发掘又在其外围发现了更大的廓城及护城濠。城内出土了青铜器残片，发现有夯土建筑基址及多处填埋人骨架的夯筑奠基坑，似乎表明当时已有失去人身自由的奴隶的存在。有人据此论证王城岗古城为中国第一位奴隶制王朝君主夏禹所居的“阳城”。
　　
　　目前，中国学术界对于“二里头文化”即是夏代遗存的讨论，已取得广泛的共识。自1959年以来，偃师二里头遗址经多年大规模发掘，证明此处是一座夏代晚期都城遗址，有学者推断即是夏代晚期都城斟鄩。这里有规模壮观、布局谨严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有大、中、小型等级森严的墓葬和一些遭“帑戮”的人牲遗迹，有较发达的铸铜、制骨和制陶手工业，有中国早期青铜器中的一批典型器物，有数量较多、雕刻精美的玉礼器，还有镶嵌绿松石的神秘的兽面纹铜牌。二里头四期文化的碳十四测年为公元前1900─前1500年之间，前三期在夏代纪年范围之内。这一切表明，有关夏文化传说的重重面纱，正在考古工作者魔幻般的手铲下被层层揭开，
　　
　　走出夏文化的迷雾，迎面而来的是灿烂辉煌的商殷文明。河南境内安阳殷墟、郑州商城和偃师尸乡沟商城的相继发现，为我们认识商文化由始至终发展的全过程提供了条件。偃师商城是商灭夏后所建的首座具有都邑规模的城址，它由外城、内城和宫城组成，现存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宫城内的宫殿建筑左右对称，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宫城的南面和东北面各有一座小城，里面布满排房式建筑，可能是营房或库房基址。偃师商城布局严谨，主次分明，开中国古代都城基本建制之先河。由于其始建年代可能在商灭夏之初，因而它对确立夏商文化的分界具有重要意义。
　　
　　郑州商城的发现，是商代考古的又一座里程碑。那高耸巍峨的城墙至今仍清晰可辨；装饰考究的大型宫殿基址使人不难想见它们当年的辉煌；硕大雄浑的铜鼎象征着王权的威严；骨器作坊中的累累白骨反映出奴隶命运的悲惨；晶莹明亮的原始青瓷折射出东方瓷国的千年光华。有人说这里是商汤灭夏后所建的都城“郑亳”；有人说是“仲丁迁隞”的“隞都”，总之，郑州商城作为一座商代前期的都城当无疑问。
　　
　　安阳殷墟久已闻名遐迩。据史书记载，自盘庚迁殷至武王灭纣的273年间，这里一直是商王朝的统治中心，被誉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70年来的考古勘探和发掘表明，安阳市西北郊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一带，是殷朝的王宫所在。这里发掘出的50多座宫殿和宗庙建筑基址，排列整齐，井然有序。与郑州商城高耸的城墙不同，洹河的天然屏障加之深挖的堑壕，构成了殷都独特的防御体系。以洹河北岸的武官村、侯家庄为中心，分布着殷王陵墓、贵族墓和数以千计的祭祀坑。1950年发掘的武官村大墓，长方形墓室和南北两端长长的墓道，组成一“中”字形平面。此墓虽经多次盗掘和焚烧，仍出土了不少铜器、玉器、石器和白陶器。墓内的腰坑、二层台及南北墓道中，共殉葬79人，其中全躯的45人、人头骨34个；殉葬马、狗、猴、鹿等动物59只。虽然这些数字不可能完整地表现历史的全部，却已经足以反映殷王室贵族穷奢极欲的生活。
　　
　　安阳殷墟鸟瞰图
　　
　　1976年在小屯西北发掘的妇好墓，是已知殷王室陵墓中幸免于盗掘而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妇好墓的发掘仿佛打开了一座商代的艺术宝库，琳琅满目的随葬器物竟达1928件之多，其中有青铜器468件、玉器755件、石器63件、宝石制品47件、骨器564件及少量的象牙器、陶器、蚌器等。青铜礼器计有鼎、甗、汽柱甑形器、簋、方彝、尊、觥、壶、瓿、卣、罍、缶、斝、盉、觯、觚、爵、斗、盂、盘、罐等20多种器形，造型庄重，铸工精湛，装饰华美。其中的“妇好”鸮尊，整体造型作鸮（猫头鹰）形，其构思之巧妙，造型之优美，装饰之繁缛，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妇好墓出土的玉器数量巨大，品类繁多，包括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艺术品等。装饰品中除玉人、龙、凤、怪鸟、怪兽外，尚有虎、象、鹤、鹰、鱼、鳖和螳螂等20多种肖生动物雕刻，姿态优美，线条流畅，栩栩如生，代表了三代琢玉工艺的最高水平。据鉴定，多数玉器系采用新疆和田玉制作，这是和田玉输入中原的最早证据。由于该墓多数铜礼器上有“妇好”、“后母辛”等铭文，表明墓主即是甲骨文中常见的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据甲骨文记载，妇好曾多次率军征伐西部的羌方、北部的土方、西南的巴方、东部的夷方，并经常代表商王武丁主持祭祀，是一名地位显赫、战功卓著的女中豪杰。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考古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近百年来对甲骨文的搜集、整理、释读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73年在小屯南地的发掘中，出土了7000多片卜骨和卜甲，有刻辞的达4800片，内容包括祭祀、天象、田猎、旬夕、农业、征伐、王事等。1991年在殷墟花园庄发掘一甲骨坑，出土856片甲骨，其中170片有刻辞。此坑甲骨以大版卜甲居多，刻辞最多者达200余字，内容以祭祀和田猎为主。这些发现有助于促进甲骨文研究的深入开展，并丰富我们对晚商历史的认识。
　　
　　西周初年，为加强对东方的统治，周公在洛阳营建洛邑，又名成周。在洛阳老城及其周围地区，发现了较多西周时期的遗址和墓葬，推测成周故城即在于此。坐落在邙山南麓的庞家沟墓地，是一处大型西周贵族墓地，370多座墓葬出土的数万件随葬品中，有太保、康伯等王公大臣所作的青铜器。在墓地南面的北窑村发现了一处面积约14万平方米的西周铸铜遗址，研究表明这是周王室在成周地区设立的一处重要作坊。而洛阳老城东郊发现的“殷顽民”墓区，与文献记载周初迫迁“殷顽民”于成周恰相吻合。
　　
　　西周实行分封制，诸侯国星罗棋布，近年在河南境内发现了多处西周诸侯国墓地。如1997年发掘的河南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是西周初年一座双墓道中字形大型墓葬，随葬陶瓷器、青铜器、玉器、石器及骨、牙、蚌器1000余件，殉人13具，墓主长子口为商末贵族，周初归顺被册封为长国之君，也有学者认为墓主人系周初分封的宋国始祖“微子”。其墓葬形制之宏大、随葬礼乐器等级之高为同时期墓葬之冠。墓内出土五组禽骨排箫，将中国排箫产生的历史提早了几百年，为古代乐器之瑰宝。
　　
　　1986年以来在平顶山薛庄乡发掘的40多座应国墓，出土了大批精美的铜器和玉器，其中有应侯自作的铜器，有邓国公主出嫁应国时邓公所作陪嫁的媵器，说明西周应国的地望当在今平顶山市附近。墓中出土一件展翅飞翔的白玉鹰，即是应国的族徽。
　　
　　虢国为文王之弟的封邑，其地位十分显赫。本世纪五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对三门峡虢国墓地的两次发掘，发现了包括两座国君墓、两座太子墓及250余座贵族墓葬，出土各类珍贵文物2万多件。其中虢季墓（Ｍ2001）一椁重棺，随葬各类器物3200余件（组），包括中国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玉柄铁剑，后世玉衣的祖形缀玉面罩及大型组玉佩。虢仲墓（Ｍ2009）形制与前者相同，但随葬器物更为丰富。仅玉器就达800余件（组），其中以各类肖生动物雕刻最为精美。虢国统治者对玉器的迷恋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生前拥有大量玉器，死后周身满饰玉器，希望借助玉的灵性能使自己的尸体经久不腐。
　　
　　1999年又在三门峡市西南李家窑发现虢国都城上阳城遗址。虢国墓地与上阳城的发现具有重大学术价值，被誉为中国二十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周幽王因贪恋褒姒的美人一笑而命丧骊山，西周王朝倾覆。平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从此王室衰微，诸侯争霸，逐鹿中原。春秋初期，中原地区分布着大小诸侯50余国。为适应频繁战争的需要，各国设防城市普遍出现，成为这一时期突出的社会现象。经过调查，河南境内现存属于东周时期的城址百余座，其中以郑韩故城最负盛名。
　　
　　郑韩故城位于今新郑市城关，是公元前８世纪中叶至前230年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的都城。城址平面呈不规则形，分为东西两城，城墙至今巍然耸立，蔚为壮观。早在1923年，就在西城东南部李家楼贵族墓地出土了以莲鹤方壶为代表的大批珍贵春秋青铜器和玉器，著名的青铜莲鹤方壶即为此次发掘所获。建国以来，在西城的中北部发现了宫殿建筑基址。宫殿区北侧，揭露出一处战国晚期的地下冷藏建筑遗迹，结构奇特，５眼竖井式冷藏井窖中出土了大量禽兽骨骼，说明它以储藏肉类食物为主。东城是手工业作坊的集中分布区，已发现东周时期的铸铜、铸铁、制骨、制陶和琢玉作坊遗址。东城东南部的一个兵器坑，出土战国晚期的戈、矛、剑等铜兵器180件。1997年又在东城西南部发现春秋时期郑国青铜礼、乐器坑16座，殉马坑39座。礼器坑按周代最高礼制９鼎８簋等进行组合；乐器坑则以镈钟４枚及钮钟20枚为一组合。这些祭祀坑正处于郑国贵族墓葬区的北部边缘，根据其遗迹分布及器物组合，推测这里应是郑国的社稷遗址。所出铜器保存完好，造型奇伟，纹饰秀丽，显示了春秋时期郑国青铜艺术的风采。
　　
　　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国力强盛，疆域辽阔，势力达到河南西南部的南阳盆地及淮河流域，因此在这一区域内发现了许多楚国大中型墓葬。分布于淅川下寺龙山山脊上的春秋中晚期楚国贵族墓地，1978年－1979年发掘了大小楚墓24座、车马坑５座，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其中２号墓出土的王子午列鼎，造型雄浑，装饰华丽，其长篇铭文是研究楚国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云纹铜禁，作为我国迄今发现的用失蜡法铸造的时代最早的铜器，五层镂空透雕的巧妙构思和精湛工艺，是中国工艺史上的不朽杰作；王孙诰甬钟一组26枚，是目前所见春秋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套编钟，其音域宽广，音律和谐，音频准确，体现了2500年前楚国音乐文化的高超水准。２号墓主人王子午，即《左传》中所载的楚庄王之子、令尹子庚。在邻近下寺的和尚岭与徐家岭，也发现两处楚国贵族墓地。和尚岭楚墓所出的克黄鼎，为楚庄王时箴尹克黄所作。徐家岭所出铜神兽，造型奇特，宛如神界来物，体现了神秘浪漫的楚文化风格。
　　
　　河南东南部的淮阳，在公元前278年至前241年间曾是楚国的都城“陈郢”。淮阳东南郊的马鞍冢楚墓，由两座高大的封土冢墓和两个车马坑组成。两车马坑共葬车31辆、马40多匹、旌旗６面及其他各类器物。两座冢墓，其一为带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一为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墓，估计应是楚王夫妇之墓，可惜早年被盗，墓内器物已荡然无存。我们只能从其车马坑中随葬的众多车辆马匹，来想象当年楚王出行时车马辚辚、旌旗飘飘的赫赫声威。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廓清海内，兼并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由于秦朝存在时间极短，所以在河南境内留下的遗迹甚少。继之而起的汉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渐走向兴盛的历史时期。东汉时期，洛阳为繁华帝都，南阳为皇室故里，经济文化的发展占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河南境内丰富的汉代遗存，展现了蓬勃向上、兼容博大的汉文化内涵。
　　
　　西汉初年分封的梁国，地望在今豫东商丘市一带。近年在商丘永城芒砀山及其周围许多小山包上，发现了七八座凿山而建的梁国王陵。位于保安山东半山腰的梁孝王陵，是其中规模最大、建筑结构最复杂的石室墓，东西总长近60米，最宽处约30米，由墓道、门卫房、墓门、车马室、享堂、主室、内侧室、套间、回廊、角室及排水系统等部分组成，规模宏大，结构谨严，布局规整，体现了中国宫殿建筑严格的对称性。然而，该墓早年为曹操所盗，“得金宝万斤”，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已称之为空洞。在梁孝王陵北侧，近年又发现一座大型石室墓，可能是梁孝王后妃的墓葬，墓室内也已空无一物。在陵墓的周围，至今还残存有陵垣的神墙和陵寝建筑的基础，由此推测梁国王陵兆域内曾筑有城垣和享堂建筑。在邻近的僖山梁王陵中，出土了一套极其珍贵的金缕玉衣。玉衣系用金丝将2008枚玉片缀合而成，按人体部位可分为头罩、面盖、上衣、袖筒、手套、裤子、脚套等。玉衣是由西周时期出现的玉巾冥目发展而来，至战国末期始有玉衣之制，两汉时盛行用玉衣敛葬，至东汉则根据身份与等级的不同，玉衣联缀严格分为金缕、银缕、铜缕和丝缕。
　　
　　作为东汉帝都的洛阳城遗址，经多年的勘察和试掘，初步探明了大城垣墙、门阙、街道和护城河，查清了宫城范围和部分殿台基址，在南郊探出了汉魏时期的明堂、灵台、辟雍和太学遗址。灵台遗址中心是一座方形夯筑台基，今残高８米余。台基四面均有上下两层平台，下层平台原环筑回廊，上层平台每面各有五间建筑。灵台顶部系置放仪器、观测天象之所。这处灵台遗址，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座天文观测台遗迹，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
　　
　　在洛阳京畿范围内出土的陶“灭火东井”模型，上面的一幅画像，表现当时的救火场景，说明汉代已有专门的消防井设施，在消防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河南出土众多汉代陶建筑模型，具有显著地方特色。这些模型是作为明器随葬的，依建筑形式可分为庄园、宅院、楼阁、仓房、望楼、水榭、戏楼、作坊等，形式多样，装饰美观，造型古朴雄浑。焦作出土的七层连阁式陶仓楼，整体由院落、主楼、附楼、阁道四部分组成。主楼为七层四重檐亭阁式建筑，高大雄伟；附楼为高台式单檐四层建筑，挺拔秀丽。阁道横架在主附楼第三层之间，将二者巧妙地连为一个整体，造型设计匠心独运。这一建筑是汉代“复道行空”，“跨城池作飞阁”高超建筑技术的真实写照。
　　
　　作为东汉皇室故里的南阳，皇亲国戚云集，名门望族比肩。厚葬习俗一时风行，画像石墓大量涌现。南阳汉画像石以浅浮雕手法雕刻，题材十分丰富，诸如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天象星宿、车骑出行、舞乐百戏、奇禽怪兽、狩猎斗鸡和楼阙建筑等。此外，南阳汉墓中还盛行以陶狗随葬，这些陶狗或坐或立，或前肢抬起作人立状，形象活泼可爱。
　　
　　柿园汉梁王墓壁画
　　
　　东汉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胁迫献帝迁都许昌。今许昌县张潘乡古城遗址与《元和郡县志》所记许都地望相合。古城址内发现了大型殿堂遗迹和建筑构件，如一件大型方形青石柱础，用凸地高浮雕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像，工艺精湛，是不可多得的石刻艺术珍品。
　　
　　三国时期，曹魏建都洛阳，仍沿用东汉洛阳故城。在故城西北角发现了始建于曹魏的金镛城遗址，其地势高亢，形如堡垒，背负邙山，俯瞰城区。城墙外侧附设马面，这在历代都城中是最早的。
　　
　　中原地区的曹魏墓发现较少，1956年在洛阳涧西发掘的一座多室砖墓，由前后两室、左右耳室、甬道及斜坡墓道组成。由于早年被盗，后室遭到较大破坏，棺椁无存，但在前室和其耳室中尚保存了一些遗物。前室平面呈方形，室内原陈设有一座棺帐，现只存五件铁质帐架，其中一件有“正始八年八月”纪年铭文，可知造于公元274年。在棺帐附近放置的随葬器物，仅存玉杯、博山炉等数件。左耳室内有陶俑、陶磨、陶井、猪圈以及家畜家禽模型，当是模拟庖厨。右耳室出土了七件带盖陶罐，或许是模拟仓房。由出土的纪年铭铁帐架，可以断定这是一座曹魏晚期的墓葬。此外，新乡等地出土较多具正始纪年铭文的弩机，也是研究曹魏兵器工业的宝贵资料。
　　
　　西晋与北魏依然选择洛阳作为都城，而且都是在东汉与曹魏洛阳城旧址进行改建或扩建，其城垣及绝大多数城门历代相沿不改。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城垣在某些地段作曲折形，外侧附设城垛（马面），有的城门外筑造双阙。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曾西引洛水东注，环绕大城作为护城河，并在一些城门旁侧分流进入城内。发掘资料表明：自汉魏以来洛阳城的一套防御设施已相当完备，是任何前代都城所无法比拟的；营造汉魏洛阳城时，对城市的排水问题曾给予周密的考虑，在古代城市发展史上是值得注意的事。北魏洛阳城内的主要建筑项目，如宫城、街道、官署、寺院等，大致体现了帝王之居建中立极、官府外设、左祖右社等都城规划的原则。
　　
　　北魏时期，佛教广为传播，寺院林立，僧众如云。《洛阳伽蓝记》描述了北魏洛阳1300余所佛寺的盛况，其中著名的永宁寺遗址业经正式发掘。寺院位于宫城西南１公里处，平面呈长方形。中心部位有方形塔基一座，四周用青石垒砌包边，其上发现了124个方形柱础，分五圈排列。遗址中出土300余件北魏时期的泥塑像，包括菩萨、比丘、文吏、武将及男女侍从，塑工精湛，手法细腻，为北魏陶塑中的精品。《洛阳伽蓝记》称永宁寺“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永熙三年（公元536年）二月，浮图为火所烧，火经三月不灭。”
　　
　　东魏迁都邺城以后，豫北晋南的漳河沿岸一带，成为都城的近畿之地。到北齐时，这一带出现短暂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安阳发掘的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的范粹墓，随葬品丰富，有瓷器13件，陶俑67件。瓷器中４件黄釉扁壶最为引人注目，扁壶器身两面各模印乐舞图一幅，中间一人腾足起舞，两边四人伴奏。这是中国西北地区乐舞的图像，结构谨严，人物逼真，与扁壶别具一格的形制、釉色相配合，格调协调统一，是不可多得的瓷艺珍品。该墓出土较多的白釉瓷器，是中国白瓷的创烧之作。３件白釉长颈瓶，于乳白色透明釉上加施一片绿彩；濮阳北齐武平七年李云墓出土的两件米黄釉四系罐，器腹也加施六条绿彩。这些彩釉器物的挂釉作法，和唐三彩工艺相似，显示了它们与唐三彩之间的内在联系。
　　
　　隋文帝统一全国，结束了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分裂与战乱。继之而起的唐王朝，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河南的隋唐考古工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隋唐洛阳城始建于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是隋唐两代的东都。该城挟洛河而建，北依邙山，南望龙门，扼东西交通之要冲。城分宫城、皇城、东城、含嘉仓城、圆璧城、曜仪城和外郭城，规模十分宏大，布局井然有序。宫城和皇城南北毗连，位于郭城的西北隅。宫城正南的应天门遗址已进行了发掘，其下部台基的范围东西长120米、南北宽60米以上，气势雄伟。在应天门以北的宫城中轴线上，发现唐代夯土台基６处，南面第二座即为武则天明堂遗址。明堂的中心有一圆形大柱坑，坑底由４块大青石构成一直径４.17米的巨型柱础，应是明堂的中心柱位置。明堂是武则天宴飨群臣、接受百官朝贺和发布政令之所，它的发现无疑是隋唐东都城考古最重要的收获。在宫城的东北，发现了含嘉仓城。城内已探出粮窖259个，排列十分整齐。从发掘中得知，这种地下粮窖结构合理，简单坚固，具有较好的防潮、防火和防虫性能。
　　
　　安阳隋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张盛墓，墓主官至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墓中出土随葬品192件，以瓷器和陶俑为主。瓷器有人和动物俑像，仿金属器的壶、炉、盘，仿木漆器的水桶、几案、凳、柜、棋盘等。分青瓷和白瓷两大类，白瓷尚不成熟，釉色普遍泛青，表明白瓷是从青瓷发展而来的，在瓷器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张盛墓出土的人物俑，依身份可分为侍吏俑、武士俑、仪仗俑、伎乐俑、舞俑、仆侍俑、胡俑、僧俑等。伎乐俑演奏的乐器有箜篌、琵琶、笛、觱篥、排箫、钹等，是中国早期坐部伎乐队演奏的场面。白瓷围棋盘，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十九道围棋盘模型。
　　
　　在隋唐洛阳城南约８公里的龙门东山北麓，清理了唐定远将军安菩夫妇墓，这是洛阳首次发现保存较好、出土文物丰富的大型唐墓。甬道和墓室内置随葬品129件，以唐三彩、单釉器为主。其中三彩文吏俑、天王俑、镇墓兽、骆驼、马、牵马（驼）俑、男女骑马俑、男女立俑、男女侍俑等，胎质坚硬，色彩艳丽，施釉均匀，形体高大，造型美观，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洛阳唐三彩的代表作品，表明洛阳唐三彩的制作和艺术造型在初唐时期即已臻于成熟。同出的一枚东罗马金币，系东罗马皇帝福克斯的铸币。东罗马金币与三彩胡俑及背负襄橐、丝绸的骆驼俑共出，反映了唐代洛阳与丝绸之路的关系非常密切。
　　
　　洛阳南郊关林附近是唐墓的集中埋葬区之一，发掘唐墓数以百计。洛阳北面的邙山岭上，也清理出较多的唐代墓葬。在洛阳以外的其他地区，唐墓资料也时有发表。唐墓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随葬较多的唐三彩器物。唐三彩是唐代异军突起的一枝艺术奇葩，在造型、装饰、色釉和烧造技术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开创了陶瓷工艺的新时代。唐三彩是一种铅釉陶器，釉色光泽艳丽，以黄、绿、白或黄、绿、蓝、赭等基本釉色同时交错使用，千变万化，呈现出斑斓的色调。河南出土唐三彩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专供随葬用的明器，如仪仗俑、仆侍俑、镇墓俑和动物俑；二是日常生活用品，如盂、盘、杯、壶、罐、炉等。文吏和武士是河南唐墓中最习见的人俑，峨冠博带的文吏，神态拘谨，小心翼翼；赳赳武士们大都顶盔贯甲，雄健勇猛。三彩日用器皿往往内外施釉，色泽晶莹。河南巩县黄冶窑，是中国最早发现的一处烧制唐三彩的作坊遗址。黄冶窑在当时主要生产白瓷，说明河南唐三彩是在瓷器作坊里制作的。唐三彩是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珍宝。这种特殊工艺品，当时就为人们所喜爱，远销海外，并影响到一些国家的陶瓷生产。日本的一些著名古遗址内，曾经发掘出不少唐三彩器物。
　　
　　宋三彩是唐三彩工艺的进一步发展，其特点是彩釉浓度大，色泽鲜艳，风格清新，造型秀丽，比较注重装饰。河南密县法海寺所出的三彩舍利匣与三彩舍利塔，是宋三彩工艺的杰出代表。
　　
　　北宋王朝建都开封，时称东京。其城市规模宏大，经济文化发达，城市管理打破唐代以前的封闭式坊市制度，形成了开放式的大街小巷，刺激了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东京城有皇城、里城、外城三层城墙，城内街道纵横交错，布局整齐，沽肆酒楼林立，衙署寺观遍布，人口逾百万。宋代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生动地描绘了东京繁忙的漕运和热闹的街市。
　　
　　宋代的科技发明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印刷术、火药与指南针三项，在宋代得到实际应用，在科技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水运仪象台的制造成功，标志着宋代在天文观测与研究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宋代是中国瓷业发展的鼎盛时期，涌现出了汝窑（河南宝丰）、钧窑（河南禹州）、官窑（河南开封）、哥窑（浙江龙泉）和定窑（河北曲阳）五大名窑，前三处皆在河南，使河南赢得“名瓷之乡”的美誉。钧窑以其造型端庄，胎质细腻，窑变美妙，色彩纷呈而独树一帜；汝窑以造型秀丽，玛瑙为釉，釉层蕴润，开片密布而夺得“青瓷之首”的桂冠；官窑更以紫口铁足，金丝铁线，造型多样，典雅清新而受到宫廷的青睐。1972年以来发现并发掘的宝丰清凉寺窑址，被证明即是宋代汝官窑遗址。出土的刻花鹅颈瓶、天青釉盘、粉青釉盏托等，都是汝瓷中的精品。
　　
　　宋代河南瓷业不仅以高雅精良的御用名瓷取胜，更有大量民窑瓷器的烘托。这些民用瓷种类繁多，工艺多变，韵味质朴，实用大方，也产生了不少瓷器精品。
　　
　　中原大地积淀深厚的古代文化遗存，如同一个魅力无穷的宝藏，无数的朝圣者络绎地向它走来，寻找人间事物的“根”。中原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缩影；中原百姓的心路，是中华民族灵魂之形成轨迹；中原文化的创造者，同样是中华民族文明的缔造者。
　　
　　文件来源：河南省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