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代乐舞百戏看汉代人的生存意识

　　摘要大一统的帝国为各个门类的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我国的艺术也正是在汉代达到了它的第一个高峰。丰富的艺术从各个方面体现在汉代人民的生存状态。本文以汉代百戏为视角来揭示汉代人们对于生命意义的思考，认为汉代人民所持的实际上是一种“少年式”的生存意识。

   

　　关键词 汉代乐舞百戏；生存意识；“少年式”
　　

　　
　　作者简介段珍兰（1983－），女，江西上饶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艺术文化学研究。
　　
　　一、汉代乐舞百戏的盛行及其特点
　　
　　汉代由于政治的大一统，经济的恢复，楚风的影响等因素，乐舞百戏相当盛行，有人说：“可以这么说，恐怕没有哪个时代会像汉代那样，勿论尊卑上下，不关四夷八方，几乎都在歌舞伎乐面前表现得如痴如醉，趋之若鹜。大凡帝国将相、诸侯九卿、重臣大吏、文人学子、豪门大族、商贾巨富、妃姬妾婢、贩夫走卒……差不多都被裹挟进这一歌舞伎乐的时代风尚中。该时尚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流布之广，浸滋之深，形制之繁，势之烈，影响之巨，均可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以说，歌舞伎乐已成为汉代一种全社会的文化景观。”［1］这种说法虽然不无夸张，但也基本上符合事实，汉代的人们以乐舞作为一种娱乐和情绪宣泄的方式，人们心有所感，情有所动，然后将其付之于一种最激烈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便是乐舞。其实早在汉之前，这种表达方式就已经很普遍，最为熟悉的是楚霸王项羽被围于垓下的时候所唱的：“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2］英雄末路，无力再挽狂澜的悲凉，尽在歌中表露。虞姬也在旁应和，表达自己的悲伤绝望：“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乐生。”［3］以歌舞作为情绪表现的手段，甚至还有理论的支撑。傅毅的《舞赋》就说到了舞蹈表现人的心情的好处，它能尽兴，更能淋漓尽致：“楚襄王既游云梦，使宋玉赋高唐之事。将置酒宴饮，谓宋玉曰：‘寡人欲觞群臣，何以娱之？’玉曰：‘臣闻歌以咏言，舞以尽意，是以论其诗不如听其声，听其声不如察其形。《激楚》、《结风》、《阳阿》之舞，材人之穷观，天下之至妙。噫，可以进乎？’”［4］由此可见，即便除去其他的因素，仅从当时人们的观念也能理解在那时为何乐舞百戏能如此流行了。汉代“百戏”的称谓已然成为了娱乐的总称或者代名词了。按余秋雨先生的说法，“‘百戏’的‘戏’，意义很宽泛。凡是在当时能引起人们愉悦的动态技艺表演，大多包括在内。音乐、演唱、舞蹈、杂技、武术、幻术、滑稽表演片段……交相呈现熙熙攘攘。”［5］由此可见，“百戏”的“百”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杂”，表演项目繁多；一是“热闹”。《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可见其规模之大，观众众多，热闹非凡。张衡在其《西京赋》中对百戏的演出盛况有非常详尽的描述：临迥望之广场，程角抵之妙戏。鸟获扛鼎，都庐寻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渭通泾。东海黄公，赤刀祝。冀厌百虎，卒不能救。挟邪作盅，于是不售。五花八门，整个场面异常喧闹。总之，汉代整个社会，从帝王到普通的老百姓，对于乐舞百戏都极为热衷，百戏的表演也在这样的氛围中盛况空前。
　　
　　汉乐舞百戏在当时作为一种全社会范围内的娱乐形式，她的突出特点就是一个字：“俗”。表现两方面：热闹和刺激。由前可看出，百戏参演人数多，规模大，观众甚多，热闹非凡；百戏中各项目多讲究速度，以速度快为胜，已出土的汉画像石，画像砖中多有表现当时的乐舞百戏的场面，看来极具动感，似有风动，可见速度一定很快。另外，百戏中有不少节目本身就很惊险，极为刺激，比如高空走绳之类的杂技表演。张衡在其《西京赋》中描写的“程材”中的小演员，在飞驰的戏车的高幢上做出各种高难动作，令人目不暇接。
　　
　　二、汉代人的生存意识
　　
　　汉乐舞百戏场面宏大，追求热闹和刺激，除极少的一些角抵戏外，本身几乎没有情节和戏剧性。在当时只是种纯粹的娱乐，对当时的人们并不具有多大的功利目的，也不会由此而增加个人的性价比，哪怕是对于帝国的统治者，史书上也没有相关的记载可以让我们认为他们有通过提倡乐舞百戏的方式达到加强其思想统治的意图。而整个社会自上而下都追逐这种“狂”的娱乐方式，表明在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建立之初，人们的心态都很年轻，此时他们的“生存意识”还是“少年式”的：讲排场，爱热闹，求刺激，宣泄情绪的方式追求直接彻底。又由于这时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也都处于一个快速上升的时期，处于这个时代的人们受伟大辉煌的时代环境影响，对于生命，对于人生总的态度还是积极向上的，这个伟大时代的人就像一个积极的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中有狂欢也有忧愁和苦闷，但绝没有如南唐后主李煜那样的消极的忧伤。总的来说，他们是爱现实生活而不是厌世的，在受到挫折的时候，他们还是会说，生命多短暂啊，要抓住现世的欢乐。“人生寄一世，奄乎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坎坷长苦辛。”（《今日良宴会》）人生如此短暂，一晃而过，要及时把握时机，没必要长久甘愿过苦日子。“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迭，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汉诗汉赋中多的是这种及时行乐的思想，乐舞百戏也正是在这种思想下才成为时尚。在当时流行的陪葬品也多是按现实生活的模板来安排，贵族阶层的人按自己生前的生活样板来安排他们的墓，这说明他们对于此生生活的肯定和满足。贫困人家虽然不能说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但是现实社会中有他们喜爱的生活的样板，所以他们会努力地去追求那种现实中有的他们认为的理想人生，而不会想到去另外一个世界寻找一种现实中所没有的幸福。这正是“少年式”的心态，追求彻底的情绪释放，不倾向于压抑自我或委婉地表达。史书有记载，汉高祖刘邦好楚歌，与他的善楚舞的爱妃戚夫人常相唱和，情之所动，泪流满面……这种放肆地激烈情绪表达，在其他时代帝王身上很少见到。尽管他是个皇帝，然而在歌舞中，他是作为一个人在抒发自己的感情，与他的帝王身份并没有很紧密的联系。乐舞百戏在汉代大行其道，正因为其本身长于抒情，比较随意即兴，与这时代人们的轻松随意的心态正相契合。她一般不承担什么重大的、严肃的政治话语。而往往是言切近之事，发一己情思，与当下的特定氛围、场合、情绪等因素直接相关。人民心有所感，情有所动，便引亢高歌，顿足而舞，既没有特定的外在功利目的，也与超验的外在世界如巫术之类的无关，这时的人们什么也不去幻想，只是紧紧地抓住即时的欢乐。他们的歌舞只要能一展郁愤，一泄幽情，可从中获得耳目之娱、心意之欢就足已。“在很大程度上，俗乐舞是以娱乐、特别是自娱为主的。它是一种个体存在的自述和放纵，一种世俗生命的沉醉与欢欣，有时甚至是本能自然的‘宣泄性’行为方式”［7］。《汉书•杨敞传》有记载说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在《报会宗书》中描述自己失爵归田后的生活，辛苦劳作的人民，在夏伏冬腊两大季节里，宰羊、喝酒，直喝到耳热之时，“仰天拊缶”，“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简直就是大狂欢，真是极为放纵畅快！少年的意气展露无遗，汉代其他的艺术门类也有同样的气质，汉赋洋洋洒洒，雕塑神采飞扬，不很讲究细节的刻画，只注重气势神韵的展现，与乐舞百戏形式不同，但精神相通。如百戏中的少有的稍有点情节的“东海黄公”的节目，它本身的故事不是重点，而只是一种手段，以此为线索或者说为理由加剧打斗的激烈性，明白说，就是为了舞台上的好看。可见，娱乐的心理，或者说“玩”的心理在当时人的人生观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分量。与之后的时代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很明显地看到差别，唐朝像个正当年的青壮年，人生的黄金时期，有成就也还有希望，意气风发；而宋朝就俨然一个饱经沧桑的中年了，经历了，也看透了，有了内涵，有了深度，趋于理性；在汉代时人们以感性为主，深度上可能不如后朝，然而它本身所透出的生命的律动足以令人为之震动。
　　
　　参考文献
　　
　　［1］［7］仪平策.中国审美文化史［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12-13.31.
　　
　　［2］［3］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88.
　　
　　［4］［6］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全汉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80.419-420.
　　
　　［5］余秋雨.中国戏剧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26-27.